古代，濮人在洪渡河一带生活，处于没有首领、没有酋长的原始时期。最初，丹砂开采仅限于依靠自然力量，濮人在今朱砂井(传说井里以前出朱砂)、淘砂溪一带寻找朱砂石块。后来，“宝王”向朝廷献丹砂受封，成为濮人首领。此后，丹砂的开采和丹砂贸易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凸现了该地区的重要性，中央朝廷以“宝王”为首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管理。2007年，距县城以东15千米的大坪汉墓群出土的数粒朱砂说明务川的丹砂开采最迟不晚于东汉末期。流传在大坪镇一带的“宝王”传说和大坪镇龙潭村迄今犹存的宝王庙遗址、采砂炼汞仍要敬的宝王菩萨，说明了仡佬族与丹砂的种种特殊因缘关系。

    二、丹砂开采与社会变革

    汉代，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这一时期上层社会对长生不老术的极度追求使丹砂需求量大增，促进了大量的汉人涌入，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务川濮人的社会变革。2007年，大坪汉墓群出土的铁犁说明今大坪一带在汉代时农耕经济已出现。同时出土的五铢钱、半两钱、货泉以及双面铜印印证了该地区当时商业的发达。铁器的大量使用和农耕经济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分工，标志着该地区濮人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建立。大坪朱砂井一带发现汉代居住遗址，面积l000余平方米，印证了当时经济的发达，大坪汉墓出土的无字钱“既不同于洛阳烧沟汉墓的无字钱，也不同于文献记载中东汉末年董卓所铸无字钱，很可能属于地方私铸的铜钱。”(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说明了当时经济的繁荣。丹砂经济促进了该地区濮人的社会分工，农耕经济、手工作坊大量出现，集镇开始形成。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近40年战乱后，缓慢发展的濮人（这一时期己称为僚人）又一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招慰蜇僚奉诏置务川县（《元和郡县志》载：“务川县，隋开皇十九年置，因川（乌江）为名”）。郡县制的设置，使汉人与当地僚人的相互联系更加广泛和密切，生产技术和文化的输入，进一步推动了僚人族群的社会发展。隋唐时，务川仍以丹砂为主要进贡品，《务川自治县志》载：“隋大业十年（614年)，黔中太守田宗显于务川岩峰脚等处开采水银、朱砂，向朝廷纳课水银95.25公斤。”“唐，开集镇于板场。”

    宋明时期，封建领主经济达到鼎盛，田氏土司始祖田克昌“方涉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侨居日久，遂卜筑于思州”。（卜筑者，是某种较大型的建筑如寨、堡、城等）。位于大坪瓮溪河畔的“瓮溪桥路碑记”、瓮溪桥、“维修瓮溪桥功德碑”三个不同年代的文物，说明了当时务川经济的繁荣。“瓮溪桥路碑记”记叙了居于务川板场的陕西汞商陈君仁兄二人偕家眷捐资重建瓮溪桥、改修龙井坡至碓窝田道路一事，历时两年，起于万历十四年，成于万历十六年。瓮溪河，水量虽不大，但沟深崖陡，溪流湍急，下可通洪渡河，上可达盛产朱砂的板场、三坑。“维修瓮溪桥功德碑”共三通，仅一通完整，碑上可见人名350余人，有申、邹、肖、王、陈、田、吴、彭、冉、郭、杨、覃、简、龚、夏等53个姓氏，其中如温、危、施、谌、靳等姓氏大坪一带至今仍有，由此可见当时板场、三坑等地外来商贾之多，经济之发达。明嘉靖《思南府志》载：“务川有坑砂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明嘉靖《思南府志·田赋志》载：“务川人口650户、8026人，贡赋粮米321石6斗9升、黄蜡182斤、水银167斤8两，差徭中银差249两、力差76名，均居于全府所辖4司2县之首。”

    明以后，务川朱砂开采史书方志记载颇多。明嘉靖《思南府志·风俗篇》记有：“采砂为业”下注“务川有板场、木悠、岩前等坑，砂产其中。坑深约十五六里，居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而采之，经宿乃出。所得如芙蓉箭镞者为上，生白石上者为砂床，碎小者为末砂。砂烧水银，可为银砂，居人指为生计。岁额水银一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采砂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一种职业，成为主要经济来源。丹砂在民间贸易中与官府钱币等同，成为可以流通的“比于钱币”的特殊商品。

    清代，道光《思南府志》：“务川木悠山采砂最盛，每场出汞二十到三十挑”。《务川县备志》载：“清道光邑人申一珞在木悠大重溪开采砂矿，时工人300人”，又载：“道光末湖南商人某在银前沟开采朱砂获数百斤。”“光绪中有知县吴鸿安任后即在务川开厂采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