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古代被称为“鬼方”，长期被认为是缺乏文化的地方，然而随着黔西观音洞、桐梓岩灰洞、盘县大洞、普定穿洞等旧石器遗址的被发现，证明了贵州也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务川县地处黔北边缘，山高林深，仡佬族人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代代相传，“仡佬仡佬，开荒辟草”，这句流传民间的话语显示着仡佬族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性，那么，仡佬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开始生活的呢？丰乐院子青史前文化遗址似乎可以给出一个答案。该遗址由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刘恩元研究员于2004年8月发现。遗址处采集到的标本有磨制石器、绳纹陶片、燧石残片等，估计遗址文化为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时期，距今1万年左右。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黔北地区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这也说明在务川这片土地上，古人类早有活动，他们或许就是务川仡佬族的远古祖先。院子青史前文化遗址虽未经正式的考古发掘，其遗址文化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说，院子青古人类的生存、繁衍、发明、创造，共同构成了贵州史前文化灿烂的一页。

    迄至战国秦汉之际，随着秦楚两国对黔中地的争夺，务川一带成了战争纷繁的地区，大坪汉墓群则最好地见证了这一历史。大坪汉墓群位于大坪镇龙潭村洪渡河两岸，分布面积30万平方米，“为黔东北一带已发现的大型汉墓群”。大坪汉墓群出土文物丰富，有造型美观新颖、工艺精湛、国内少见的蒜头壶，有圆润古朴的提梁鼎，有形制别致的青铜甑，有钫、扁壶、釜等各种青铜器和陶器，凝视着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器物，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更替的无情，眼前不断闪过那穿越了时空的秦人、楚人的身影；指尖轻抚过冰冷的青铜箭簇，一股杀气蓦然而至，耳边似乎响起远古战场传来的战鼓声、厮杀声。大坪汉墓群延续时间从西汉早期至东汉未期近300年，从近万平方米的汉代居住遗址，到制作规范、质地优良的汉砖，以及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和人俑、鸡模型、铜印、古钱币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比较发达、比较兴旺的地方，那么，其间是什么人在此居住？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一度发达？由于史籍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欠缺，于是人们便纷纷猜测：有人说，这里因为丹砂经济的发达，是一个人口居住的中心，有人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城池，更有人说这里曾经是某个古国的都城。种种猜测，更增添了大坪汉墓群的神秘。岁月悠悠，只有洪渡河水默默地述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唐宋两朝，务川的行政区域极不稳定，时有变化。史料记载极少，或者所记之务川并非今日之务川，使得后人对唐宋盛世下务川的这一段历史充满了悬疑。这种疑惑正如金银洞宋墓，突兀而来，戛然而止，充满神秘，让人向往。金银洞宋墓发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有张某在犁土时折断铧口，张怒，深挖其地以究原委，发现大石，将石掘起，下露一洞，入其内，即一古墓墓室，后壁龛上有三罐，一贮金、一盛银、一装水，张以水为神水，饮后死去。消息传开，时人即呼此墓为“金银洞”。金银洞宋墓建造石料体量甚大，两扇青石门扉高2米，每扇宽0.7米。墓壁上雕刻的荷花、龙、虎、狮、猴、鱼虫、捧印老人、跽跪力士等图案，形象生动、神态逼真。金银洞宋墓未出土器物，亦不见诸史载，根据墓葬形制、结构、雕刻内容和特点等推断为宋墓，因其建造堂皇，雕刻华丽，当地吴姓竟然盛传该墓为吴三桂之墓，这更增添了金银洞宋墓的神秘。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人在此修建了如此精美的墓葬呢？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謎，但它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下了中原盛世文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势影响。

务川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汉时已有见证，至明时已“渐被华风”，清代“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与边缘文化、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渐趋巅峰，成为了当地的主流文化。这种交融突出地表现在民居、村寨建筑上，龙潭仡佬族建筑群（另有专文介绍），丝棉沈家坝陈氏民居是其中的代表。沈家坝山青水秀，古木悠悠，二水盘绕于寨前，宛如玉带缠腰，极目处平畴沃野，群山逶迤，村寨依山而建，光照良好，地理环境极佳。陈氏民居位于沈家坝寨的最高处，包括陈瑞亮民居、陈瑞银民居和大小龙门，总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5平方米，面阔5间、3间不等，修建于同治七年（1868），建成于光绪十一年（1885）。陈氏民居门窗雕刻精美，雕刻手法多样，富于变化，有浮雕、浅浮雕、透雕等，笔法细润，图案栩栩如生。图案内容主要有戏文人物、吉祥花草、祥瑞动物、云纹等；“福在眼前”、“平平安安”、“马到成功”等吉语谐音图案比比皆是；人物雕刻千姿百态，数量极多，仅陈瑞亮民居就有80余个人物造型；民居装修极为精细，门楣、挂落、枋、挑、横梁、梁架或精雕细琢或施以彩绘。陈氏民居是一处具有较高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沈家坝尚有文启阁、回龙寺、陈氏宗祠等古建筑，其村寨选址及整体布局合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又很好地依托自然山水，做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陈氏民居及其村寨建筑风格都充分体现了汉文化的特征，成为了仡佬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正是在这种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务川逐渐开化。至明清两朝，务川教育在申祐、邹庆二人同时中举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申祐，字天锡，务川火炭丫人，16岁中举，20岁中进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24岁代帝驾死难于“土木之变”，后褒谥“忠节”，被师承王阳明的西南大儒李渭誉为“南畿文学宗”；邹庆，字佑之，务川江边人，生于明永乐六年（1408），与申祐同时中举，后官至云南姚安军民知府。务川出此二人，一时声名大振，后县设儒学，建文庙，教育兴起，人才辈出，明清两朝务川共考中进士、举人83人。这其中书院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以来，务川先后修建有敷文、淳化、修文、罗峰、培元等书院，惜大多已毁，现存罗峰书院是其姣姣者。罗峰书院由“敷文书院”扩建而来，建于光绪八年（1882），原中轴线上有头门、两厢、奎文阁、东西书斋、正厅、长房等建筑，四周砖石围墙围护，以阁楼、正厅、两厢为四合院，以头门两侧至长房的院墙所围为内院，以头门外沿石坪院墙所围为外院，原建筑占地面积47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现仅存奎文阁、两厢、正厅，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820平方米。罗峰书院是一组规模较大、布局严谨、南北轴线对称的古建筑群，既满足了书院的教学、祭祀功能，又体现了古建筑形象与空间景致巧妙结合的魅力。罗峰书院为务川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如进士申尚毅、罗运松，举人申允熙、聂树楷，王济辉等，体现了地方对文化教育和培育人才的重视。

务川这一时期的各种历史信息都能在散布于全县内的各种文物上找到痕迹。杨村“消水砣碑”记录了光绪十一年（1885）时任务川知县张济辉修改贯城河道之事；“重建瓮溪桥路碑记”讲述了明万历十四年（1586）陈君仁夫妇不畏艰辛，自备己财，修路积德的善举；桃符“禁止杀牛碑”体现了农耕经济时代劳动者对牛的重视和爱护；大竹“禁止砍伐森林碑”则表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藏凤岩摩崖除了气势雄奇，笔力遒劲，布置合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还表现了人们对“凤凰来栖”的期冀；顺天寨则是咸丰年间黔北号军起义、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见证；东升塔为培文风而建，烽火台狼烟滚滚为传递战事而设……。透过这些碑刻，摩岩、古建筑，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务川古代劳动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生生不息，百折不挠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英雄气慨和聪明智慧，以及他们对美好事物、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说到务川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及丹砂，务川素有“丹砂古县”之称，丹砂在务川的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坪汉墓出土的朱砂，说明务川在两汉时期即有朱砂开采。自有明以来，史书方志对务川朱砂开采的记载屡见不鲜，《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风俗》记：“婺川县有板场、木悠峰、岩前等坑产朱砂，其深十五六里……，岁额水银一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嘉靖《思南府志》载：“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道光《思南府续志》载：“务川木悠峰采砂最盛，每场出汞二十到三十挑”。这些记载说明了明清以来务川朱砂开采的繁荣和由此带来的务川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在今三坑、太坝、板场、老虎沟、银钱沟、木鱼厂（古名木悠峰）等地，现存冶炼遗址上千处，废矿井近百个，有的地方废矿渣堆积厚达10余米，这些遗迹从汉唐一直延续到明清、民国年代，跨越时代之多，历史之长，叹为观止。莽莽群山，凿井幽幽，残阳如血，夜月如钩，此情此景，让人凭添几分沧海桑田之感。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以前的瓮溪桥就是当年这种丹砂经济发达的佐证。瓮溪桥建于深涧陡壁的瓮溪之上，单拱干砌石构建，桥高19.2米，当年这里是县城沟通三坑、板场、木悠峰等产砂地的交通要道。万历十四年（1586）年，陕西汞商陈君仁夫妇自己出资历时两年又在该桥上游80米处另建一桥，亦称瓮溪桥，清嘉庆四年（1799），当地人对后建之瓮溪桥加以维修。由此可见，该地之桥一直是历史上重要交通桥梁。从嘉庆四年的集资修桥碑上，我们可以发现，总计350余人中，竟然有51个不同的姓氏，而且有的姓氏就连当地现在也没有，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务川商贾云集、市贸兴旺的热闹场景。正是因为有了丹砂贸易的发达，才促进了务川与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从嘉靖《思南府志》中可以看出，在思南府所辖二县四司中，务川县不论是在政权结构、经济状况、文化教育上都居于前列。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百年沧桑，文物作证。范我蘧荒山野冢五十六字之称谓，写尽了南明的辛酸，申祐代驾死难之事虽“通纪不挂一字”，但波萝山簏的申祐祠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只有这些历经了霜风冷雨，见证了历史发生的文物是真实的，。仡佬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却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作为扎根于务川的这些文物来说，它们就成为了这种无字文明的载体，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记录着仡佬族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领域的信息，它是解读仡佬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是对仡佬族文化最理性和最感性的认识物质，是走进务川仡佬族历史所必经的一扇门。